王志安:关于念斌案的再解释

这是我念斌案宣判后发的两条帖子:

“念斌被判无罪,这个判决只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杀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好多人误解重申一下:1、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此宣判只表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念斌是凶手;2、疑罪从无本身就是正义,不需要用疑罪即无,所谓“冤案昭雪”来论述;3、即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念斌就是凶手,今日的宣判也是对的,而且念斌也不该再受到司法追诉。认识到这三点,才算理解了程序正义。”

再解释一下:

第一、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事实上,我们人类根本无法完全认知客观事实,尤其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只能通过证据和诉讼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寻找或者确认法律事实,而非真的在客观事实层面确认是谁干的。所谓的判决,是指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换言之,法院宣判念斌无罪,只是在法律事实上确认了念斌无罪,而非在客观事实上确认了不是念斌投的毒。这就是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的含义。

念斌是公安部门走访排查之后确定的最大嫌疑人,许多网友有意无意无视了这个前提。本案的终审宣判意味着,现有的证据到这种程度,不管念斌是不是凶手,在法律层面上,只能认定为不是。“疑罪从无”,“超越合理怀疑”的刑事定案标准,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不受国家机关侵害。但“疑罪从无”只是指法律上无罪,而事实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疑罪从无”本身就蕴藏着独立的公正价值,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般刑事犯罪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较之于国家司法机器对无辜者的侵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念斌案宣判后,很多媒体人欢呼“冤案昭雪”,我认为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念斌案不是佘祥林案,也不是赵作海案,那两个案子都是因为死者死而复生,而确凿无疑地属于冤案。但念斌案,仅仅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的无罪案件,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上的“冤案”。如果读过本案的终审判决书就知道,念斌案大量的证据存疑,很多是当年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瑕疵,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是程序问题,导致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最终没有被法院采信。如果当初这些证据在取证过程中严格合规合法,本案的结论并不一定就是如此。

破破的桥说本案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因为此前念斌的供述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而非“疑罪从无”。这个说法不对。非法证据排除,只是审判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未只有口供,物证也一大堆。法庭不可能仅仅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就来定案,还是要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究竟能否“超于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判决。

破破的桥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比如警方威胁念斌的妻子,还有念斌本人没有作案时间、和律师的之间的有罪供述有警察在场等等,自我看来,这些证据也并非拥有不证自明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庭的质证方能现实其证明力。不能凭借这些没有经过质证的单方“证据”,就简单认定警方在罗织证据有意“陷害”念斌。

第三条不太好理解,刑诉法上叫“禁止双重危险”。在刑诉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修法的专家,权衡再三,这一条都没敢提出来,因为感觉太超越中国的国情了。从微博上的骂声上看,也差不多的确如此。但那些法学大家们都知道,这是争取的目标,没有这一条,刑诉法距离保障人权的目标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禁止双重危险,“即指当一件事情已经完全地和公平地经过了诉讼,其决定应当是对该问题永久性的解决。”此亦提示我们,刑事审判的正义,体现在程序的正当和公平,而非结果。只要一个人经过了正当公平的审判,这个结果就该被尊重。而国家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将个人置于追诉的危险之下。

所以,对于念斌案而言,有了今日之判决,即便明日就发现新证据,念斌也不该再受到追诉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还不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中国的所谓错案追究制度本身很有问题,它将结果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上。用结果来评判法官的审判行为对错,将导致无人敢从事司法审判。同时也是违背“禁止双重危险”的人权保障原则。

最后,我想说说媒体该如何报道念斌案。不出意外,大量的报道都是从事实层面,采用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模式报道。我只能说,这种报道模式很业余。看过前面三点解释的,应该能部分理解我的观点了。需要补充的是,事实层面的叙述风险很高,因为法律并没有认定念斌在客观事实层面不是凶手,如果你言之凿凿确认这一点,万一将来有了新证据,你今日的报道如何回望?我一直认为,好的报道,即便将来事实大反转,都不影响别人对你报道的评价。新闻尽管是历史的草稿,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媒体从法律层面上关注念斌案,才可能将本案的个案价值上升到整个司法制度以及人权保障层面的分析和反思,这比念斌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要重要的多。例如,本案中公安机关在取证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如何避免?这一判决对公安机关未来在侦查中有什么影响?再比如,本案中明显存在一些非法证据,但判决书中并没有采用证据排除,而采取了不采信的司法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需要补充的是,防止刑讯逼供,国外并非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是通过不得自证其罪这一条款保护的。我们国家新的刑诉法虽然有类似的规定,但同时留下了如实供述义务的条款。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不得自证其罪的落实,需要讯问时律师在场,但我们的刑诉法在修订时并没有加入这一条款。而是规定如果取证不合法,口供可以被排除的条款来试图杜绝刑讯逼供。但念斌案发生在新的刑诉法之前,警方也还没有如此明确的约束。有多条证据证明念斌遭受了刑讯逼供。但法庭在判决过程中,却并没有认定,更不用说排除了。

如果我是采访本案的记者,我会问主审法官,为什么不排除非法证据,而是选择了不采信的审判逻辑。是怕认定非法证据后办案人员面临追诉?还是有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我们的审判什么时候可以将证据审和实体审分开?

还比如,本案的终审判决同时宣判念斌的民事责任也无需承担了,这等于用刑事审判的标准,覆盖了民事审判。这种刑事优于民事的原则,事实上导致了刑事审判主导民事审判的现实,如果严格实施疑罪从无的原则,有可能导致某些受害人家庭,无法通过民事审判赢得另一种正义的可能。随着刑诉法逐渐向人权保障的方向行进,这一制度有必要重新检视。

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远远超越在事实层面上冤案昭雪模式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够吸引人,无法迎合微博上那些只会骂娘的人。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媒体人,大多数还分不清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更不用说如何在个案基础上,分析法律的内在价值了。他们认为死磕就是法治,反对政府就是正义。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杨乃武的时代,但却自认为在将中国带往法治之国。

这真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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